现在方望海手握着几千两银子，南直隶浙江又在倭乱中，设立这两个新钞关没有遇到太多的阻力。

　　新的钞关越多，商家绕道的成本自然越高，而且如今整个江浙都是兵荒蛮乱的，走官府的钞关反而更有一些安全感。

　　除了钞关本身定额的驻守衙役之外，方望海按照苏泽的建议，在各地钞关附近还设置了巡逻队，这些都是从当地招募的消息灵通的百姓，不求能和倭寇作战，只求能迅速传递消息。

　　有了这么一个运河消息网络，凡是乖乖交税的商船，都可以获得运河沿岸倭乱的消息，从而避开危险的路段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若是要在长江航道通行，还可以得到苏泽的抗倭缉私总团的保护。

　　江北的战事虽然激烈，但是江南的商贸航运还是没有中断过。

　　江南的丝绸需要运送到浙江沿海，或者福建广州装上远航的商船换成银子，所以东南出现了诡异的景象。

　　以长江为界，江北的战争打的极为残酷，倭寇久攻扬州不下，开始向江北地区肆虐，袭扰泰州、淮安、盐城等地，整个江北烽烟四起。

　　而长江以南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，松江府的棉布，苏州府的丝绸，苏南各地的商船运送不停，纷纷将货物运往南方。

　　苏南这些大户害怕倭寇南下，所以尽快将库房中的存货清空换成银子。

　　另外一方面，因为倭乱的消息，沿海的外国走私商怕江南受灾，影响今年明年的丝绸产量。

　　南方的丝绸棉布收购价格大涨，这些大户也要趁着高价尽快出手。

　　这些商人突然发现，似乎乖乖交钞关税，是一笔更加划算的买卖。

　　且不说钞关是朝廷的关卡，普通匪徒不敢攻打，是个停船休息的好地方。

　　那些情报对于商人也非常重要的，能够避开危险的路段，避免被抢劫的危险。

　　而且运河漕运本身就是最快速的通航路线，只要交一次钞关税就能畅通无阻，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效率尤其重要。

　　方望海惊喜的发现，那些苏南大户变得愿意交税了，这个月钞关税的收入蹭蹭蹭的往上涨。

　　有了钱，方望海在沿途设置了更多的哨站提供清水和伙食供应，加强了整个运河沿岸的消息传递速度。

　　方望海还按照苏泽的建议，在运河水道平缓的路段，雇佣附近农闲的百姓过来拉纤，也算在整个钞关税的服务中。

　　方望海拿起运河航运图，野心在整个浙江都铺满钞关，进一步将整个大运河的南端控制在手里。

　　但是方望海很快发现，自己手上的人才不够了。

　　钞关税法这东西说起来简单，原理不过是完税抵扣，谈不上多么复杂。

　　可实际上当这项工作铺开，核算钞关税的工作量飞快上涨，普通的吏员已经无法胜任如此繁杂的工作了。

　　方望海也清楚，钞关税之所以能够逼迫商人交税，靠的就是“一次交税全程畅通”的宣传，若是路上重复征税，那商人肯定会想尽办法逃税。

　　设卡收税不是什么难事，但是要把这笔税收的明白，收的商人心服口服，收的地方官府能从钞关税中分担到好处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
　　而随着钞关的数量从一座变成三座，以后可能会变成更多座，方望海已经感觉到了力不从心。

　　说到底，再好的良法都需要人来执行，而只要是人就会有私心。

　　光是核查三座钞关送来的账本，就已经让方望海焦头烂额了，更不要说钞关厅还要汇总各地官府收到的抵税单据，看到这些小山一样的账本，方望海都要崩溃了。

　　遇到难题，方望海自然想到给未来女婿写信，他将自己手头上的难处告诉苏泽，请苏泽帮助他想办法。

　　等到苏泽接到未来老丈人来信的时候，他已经将细沙岛也纳入到了自己的控制当中。

　　以靖江岛为后勤基地，沙岛和细沙岛为前线哨站，苏泽这段时间还出动出击，帮助长江沿岸的村子击溃了几次倭寇袭击。

　　这些村子从泰兴县遍布到通州附近，苏泽以烽火台为信号，建立了一套沿岸的防倭哨站。

　　一旦出现大股倭寇，沿岸的烽火台就会点燃烽火，附近的百姓就会撤出村子。

　　而在岛上的苏泽接到信号，就会派遣舰队上岸支援。

　　靠着这一套烽火台的系统，苏泽五月下旬出击五次，斩杀倭寇百人，震慑住了长江沿岸的倭寇。

　　六月一日，等到苏泽接到方望海来信的时候，他正在靖江孤山的营地中视察。

　　将手里的信交给李贽，苏泽对跟随自己视察军营的李贽和许国说道：

　　“方世叔遇到麻烦了，他想要我给他找几个精通账簿的人才，核算这些日子交上来的钞关税。”

　　听说要查账，李贽连忙退后两步，这些日子他负责上海抗倭缉私总团的后勤，看账本都要吐了。

　　要怪就要怪苏泽偏偏传统的四柱记账法不用，要用什么复杂的龙门记账法。

　　普通的四柱记账法，唐宋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，所谓“四柱”是指旧管（相当于“上期结存”）、新收（相当于“本期收入”）、开除（相当于“本期支出”）、实在（相当于“本期结存”）四个部分。

　　“四柱结算法”，在查账的时候，四柱配平就代表账本没有问题，是大明官府中通用的记账方法。

　　但是苏泽对于上海抗倭缉私总团的账本，却要求李贽使用一种他从没见过的记账法。

　　这种方法叫做“龙门帐法”，这种帐法更加的复杂，一笔收入需要再账目中记录两笔，分别体现在“收支”和“存债”两份表单中，在查账的时候则需要对“收支结余”和“资产负债”进行勘合，也叫做“合龙门”，一旦出现记录假账的情况，龙门就会合不上，就可以倒查出问题。

　　苏泽看向李贽，笑着说道：“当年钞关税筹建的时候，我向方世叔建议，所用的账本皆是‘龙门帐’。”

　　“合龙门的算法，两位已经清楚了吧？如何查账也不必我多说了，还请卓吾先生和维桢兄去一趟苏州，帮着方世叔合一次龙门。”

　　李贽郁闷的看着苏泽，叹息一声说道：“自从遇到汝霖之后，就再也没得清闲。”

　　许国也点头，苏泽可要比那些大织坊的工坊主还能压榨人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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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38章 数据治税

　　在苏泽看来，从来没有什么所谓的文官集团，勋贵集团的说法。

　　也许所有的阶层是有自己的利益倾向，但是落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，又有他自己的个人利益。

　　比如大明朝的这几位勋贵，临淮侯李庭竹这样的只能算是蠢，作为大明战神李景隆的后代，这位南直隶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，在军事指挥上不能说毫无建树吧，只能说不给南京兵部尚书杨博添乱就不错了。

　　临淮侯只能算是蠢，那现任的这位魏国公就是坏了。

　　现任这位魏国公徐鹏举，找到南京兵部张口就要五万两银子，说是要募兵抗倭。

　　南京兵部当然知道这位爷是什么德行，徐鹏举号称是徐剥皮，真给他五万两银子，他连一分钱都不会发给士兵。

　　这位爷被拒绝了之后，又找到南京兵部，要求杨博立刻派兵保卫他们徐家在沙岛上的祖产。

　　杨博自然又是严词拒绝了这位爷，也不看看现在镇江战事到了什么地步，他徐家当时一战不打就逃回了南京城，现在怎么有脸让朝廷给他出兵夺回祖产的。

　　这两位又蠢又坏，可平日里也尿不到一个壶里，这段日子更是互相攻击，争权夺利。

　　大明的勋贵们已经如此堕落不堪，文官的战斗力其实也不怎么样。

　　如果说大明的文官真的能够拧成一股劲儿去对抗皇帝，那大明皇权早就已经限制死了。

　　当今这位道君皇帝虽然怠政，但他正是通过搅合大臣们的利益，利用大臣之间互相不信任，从而控制住了朝局。

　　可就算是有了所谓的严党和清流党，两党内部的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。

　　如今占据朝堂的严党，内部又有各种小派系，而这些派系的诉求也许是南辕北辙的。

　　党内无党，帝王思想，派内无派，千奇百怪。

　　随着严嵩的日益衰老，更多的严党分子围绕在严世蕃身边，又在严党内部形成了一个小阁老派。

　　严世蕃如今是工部尚书，他只是国子监门荫的监生出身，在没有参加科举的情况下，能成为六部首官，这在重视学历的大明朝中后期，简直是打破了职场天花板的奇迹了。

　　严世蕃因为没有翰林官的身份，没能进入内阁，但是他的工部尚书也位高权重了。

　　工部是六部之中职权最广的一部，严世蕃除了要帮助皇帝修建宫观之外，工部还管理战舰修造，漕运船只的调配，管理全国河道水利工程，以及各地的官办铁矿、工坊。

　　而工部除了这些管理职能之外，工部也有收税的权利，这就是工部的“节慎库”。

　　严家父子能够长期执掌朝廷大政，最主要的原因也不是严嵩严世蕃的青词写的好，而是父子二人都善于给皇帝理财。

　　严世蕃能够执掌工部，也不是因为他土木学的好，而是因为他善于搜刮钱财。

　　嘉靖三十六年，皇帝下令将“罪官罚银”和“开中法的盐引收入”的四成分给工部，在严世蕃的阿谀奉承之下，节慎库几乎成为皇帝另外一个内库，皇帝的大笔开支都从节慎库中走，而严世蕃又不像是户部那样有各种怨言，而是积极的帮助皇帝搞钱。

　　严世蕃向皇帝建议，在江南派发更多的盐引，募集钱粮在东南抗倭。

　　皇帝准奏，命令南北直隶的盐场售卖盐引，这笔钱由南京那边自筹，用来补充抗倭备边银两的不足。

　　说白了，就是京师的兵部和户部已经拿不出钱了，就让南京这边把盐引拿出来卖一卖，自筹一些抗倭的经费。

　　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上级负责给政策支持，经费问题由下级单位自筹解决。

　　严世蕃立刻让自己的亲信，带着政策和大额的盐引前往南直隶。

　　六月份，请了两年病假的张居正返回了京师了，他重新回到翰林院供职。

　　就在张居正返回京师的这一天，六月份对于朝廷来说，几乎没有什么好消息。

　　南京大营的兵马守住了镇江，但是因为长江水师的船只几乎被烧毁殆尽，镇江的兵马只能看着对面的扬州望洋兴叹，无法渡江到江北作战。

　　扬州这边的兵马也只能守得住扬州，徐海在久攻扬州不下的情况下，开始分散兵力侵扰苏北的其他地区，泰州告急、淮安告急、盐城告急、甚至一部分倭寇都已经抵达了徐州。

　　胡宗宪在浙江同样不好过，平湖和慈溪的倭寇被击退，但是倭寇又开始从浙东沿海登陆，宁波和杭州也受到了袭击。

　　胡宗宪接受了徐渭的建议，开始在沿海建造舰船，从被动的迎接登陆的倭寇，改成主动在海上进攻倭寇。

　　但是大明朝的沿海船厂技术失传太多了，至今还没能恢复大型舰船的建造能力，胡宗宪只能征用商船和渔船打仗。

　　除了浙江之外，山东也是倭乱的重灾区。

　　大明文坛领袖王世贞，出任山东按察副使，在青州负责兵备抗倭。

　　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进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大同，加兵部右侍郎，代苏辽总督，不久，进右都御史，负责北方抗击鞑靼人。

　　整个大明朝到处都在打仗，关中赈灾还在继续，可倒霉的事情往往都是连在一起的。

　　嘉靖三十六年的六月，三宫突然发生大火，奉天门（今太和门）左顺门（今左翼门）右顺门（今右翼门）午门外左右廊连带烧毁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大火沿着三大殿东西两廊一直烧到午门外。几乎将整个三大殿全部烧毁。

　　故宫失火其实也不算是稀奇的事情了，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期间三大殿就被烧毁了一次，一直等到了英宗时期才重建了三大殿。

　　这一次宫灾发生之后，迷信的嘉靖皇帝更是认为是上天示警，他命令户部加紧搜集龙涎香，他要在玉熙宫继续祷告上苍。

　　但是在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，皇帝依然不顾群臣的劝阻，要求立刻动工重修三大殿。

　　为了筹款重建已毁宫殿，嘉靖帝下令户、兵、工三部集资白银三十万两。

　　严世蕃上奏皇帝，说各省历年都拖欠工部的工料钱，请皇帝派遣御史催要历年拖欠的银子。

　　皇帝立刻同意了严世蕃的建议，下令动用各地存储的违法罚款和空额余薪，最后仍感不足，又指使南北直隶的工部官员到各库搜寻，有好的都拿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