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雄杰惊奇地叫道：“小虎，你行啊！刚调到缉毒队才几天，就发现了这么多问题，如果李丽红养父母的那个旧案真是她干的，我说什么也得给你请功。”

没有人附和他的话，虎平涛只是腼腆地笑笑。包括雷跃在内，所有在场的缉毒大队成员全都保持沉默，用各自不同，却夹杂着惊讶和复杂的眼睛看着虎平涛。

足足过了半分钟，李凌才发出近乎呻吟的叹息：“小虎，你这双眼睛是怎么长的啊……我跟何萍盯李丽红半年多了，南泉村前前后后去了十几次，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她家的老宅。可我们就是没往这方面考虑，从没想过她们家以前的居住情况。”

“我们真的要拓展思维了。小虎对案情的细节分析很到位，帮助我们填补了很多以前忽略的部分。”雷跃端正地坐在那里，双腿分得很开。职位加上高大的身材，使他自然而然散发出一种威严：“以空酒瓶和掺兑这两个疑点为突破口，立刻对李丽红进行第二次审讯。”

……

我叫李丽红。

小时候，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家里穷，粮食不够吃，父母才把我送给了别人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才发现这是一笔肮脏透顶的交易。

两家都姓李，还是远房亲戚。说起来，那点血缘关系实在很淡，以前我一直叫她“姨妈”，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养母。

过继的那年，我七岁，养母的儿子十五岁。

他们找我亲生爹娘谈条件的时候，话说的很好听：他们的儿子很喜欢我，大家都在一个村里，彼此都认识，以后走动起来也很方便。

那时候我妈已经怀了二胎。在村里人看来，女儿就是个赔钱货，早晚都是别人家的媳妇。我爹娘精打细算，觉得与其花费粮食把我养大再嫁出去，不如趁着现在有人愿意要就赶紧出手，于是用我换了两千块钱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养父母的儿子已经馋我很久了。他在县城上中学，成绩不好，看了一些带颜色的书，对小女孩产生了极其邪恶的另类兴趣。

他不敢对县城的小女孩下手，就把目光转向了村子。他在家里已经闹了很久，又是摔东西，又是绝食，目的只有一个：不想继续上学，一定要在今年结婚。

农村结婚比城里简单。只要相互愿意，摆上几桌酒，大伙吃一顿，搬在一起住，就成了夫妻。

那些年不像现在，没人在意什么结婚证。很多都是先办事后领证，还有年轻夫妻带着娃娃一起去民政局补领……很多，很多。

以自杀为借口的威胁对他父母很管用。他如愿以偿，喜笑颜开看着我成为了他的“妹妹”。

他爹娘，也就是我的养父母，那是两个狡猾的老杂种。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把我当做儿媳妇看待，就算他当天晚上强行爬上我的床，老两口也装聋作哑，不闻不问。我那时候不懂法，如果换了现在，我肯定去派出所报案。

他们只是把我当做家里的免费劳动力，他们无良儿子的免费玩具。我不止一次听见他们偷偷在背地里商量：儿子好歹是上过高中的人，娶我这个村妇一点儿也不匹配。等过几年，儿子去外面工作，就另外找个好的，漂亮的，有钱的城里女人。反正没领结婚证，当初跟我爹娘谈妥了也是“领养”关系。要是有谁看上我，就把我当他们的女儿嫁出去，还能多得一份彩礼。

我一直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。

我怕他们把我卖了。

我每天都要忍受那个满脑子都是带颜色思维疯子的蹂躏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一种病，叫做“恋童癖”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长大了，也麻木了。

娘，我的亲娘，生了个弟弟。

他知道我是他的亲姐姐，经常过来看我，还偷偷给我买糖吃。五分钱一大坨的“绞绞糖”，吃在嘴里很甜，我却哭了。

弟弟对我是真的好。他看到那个疯子经常打我，就抡起棍子上去拼命。弟弟太小了，反被疯子打了一顿。我扑过去抱着荣凯，疯子连我一起打。

弟弟长大了，考上中专，去外地念书的时候，爹娘摆了几桌酒，请村里的亲戚朋友过来一起庆祝。我爹喝多了，醉了就再也没醒过来。我就是那时候知道世界上有种东西叫“假酒”。因为我是直系家属，在县卫生院和殡仪馆的时候听人讲解，才知道什么叫做工业酒精，什么叫做乙醇中毒。

冥冥中很多事情都有关联。我爹下葬后的第二年，我娘清明上坟，横穿公路，被一辆汽车撞死了。

我一点儿也没哭，只是把这件事打电话告诉在外面上学的弟弟。荣凯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：姐，等我以后有出息了，带你离开那个家，远远离开那些伤害过你的人。

我知道荣凯是个说到做到的好弟弟。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

不要误会，我和荣凯之间只有亲情，没有掺杂其它成分。

可是我等不了那么久。

疯子是个很懒的人，他高中毕业就一直呆在家里，从不下地干活，也不愿意去外面工作。从我被领养的第六年，村里就开始了扶贫计划。疯子先是说要养羊，却把村干部送来的羊羔宰了下酒。他爹妈也好酒，欺骗村干部说要养鸡，结果养了几个月，把半大的鸡苗一只接一只煮了喝汤。

地里的农活都是我一个人在操持。我老得很快，邻居都说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十几岁。

我能说什么呢……

难道告诉所有人，我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，现在就得了很严重的妇科病？

疯子不爱干净，连续几个星期不洗澡，晚上睡觉也不洗脚，每次做那种事情的时候，他下面臭得熏人。我稍微抱怨几句他就打我。后来我烧了热水，端着盆送到面前，他说我是“穷讲究”，还把水盆端起来浇在我身上。

疯子讨厌我，他对我的态度早已不如从前。

我已经不是小女孩了，他不喜欢长大的女人。疯子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我偷偷翻看过，内容很恐怖：他盯上了村里另外几个女孩，年龄最小的只有五岁。

公路修到了南泉村，有些城里人自驾来山里渡周末。那时候还没有农家乐，我们觉得平常的景色，他们却很喜欢。

有一天，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村里，走累了，想找户人家花钱买顿饭吃。这种事现在很平常，可在那时候却很新鲜。他们遇到了我养母，被接到了家里。

我一看就知道养母那条老狗没安好心。她显然是看上了那对夫妻的孩子，把人家引过来，存心想要使坏。疯子很狡猾，就算他没想过要杀人灭口，却可以找机会与那个女孩单独呆在一块，摸摸抱抱什么的。那个小女孩才几岁大，就算被占了便宜也说不出来……我那天在院子里连砸了好几个碗，又哭又骂，故意提醒他们。看到这种情况，那对夫妻自然不好意思再进来，于是找了个借口，带着孩子转身走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差点被疯子打死。差不多有我胳膊一半粗细的棍子，被他打断了两根。我在床上躺了两天，还得挣扎着爬起来，给他们一家三口做饭。

那时候不懂法，压根儿没想过要去告他。

我也没告诉荣凯，弟弟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回来跟疯子拼命，我不能让弟弟自毁前程。

那年冬天，趁着农闲，我新造了一间茅房。这是村里的老习惯，茅房每隔几年就得新造，旧茅坑旁边和下面的土都可以挖出来堆肥。这样一来，住处会变得很干净，还能节省一笔化肥钱。

我把茅坑挖的很深，两米多，连地下水都渗出来了。自建茅房不费事，弄上百十块转头，加上一些土坯就行。那对老公母看着我忙里忙外，非但袖手旁观，还嘲笑我是个傻子。

村里的茅房没那么多讲究，找两块木板架在坑边就行。新茅房建起来半年多，我一直偷偷往里面放水。别人一年才能积起来的肥量，我这边只看坑边漂起来的湿线，早就超过了别人一半还多。

第三十五节 善恶根源

蹲坑上的那两块木板我一直在动手脚。主要是往上面浇水，还有就是平时吃饭剩下的汤水。虽然没念过初中，但小学时候来村里支教的老师讲过几次化学课。我知道盐和糖对很多东西都会产生腐蚀效果，那两块踏板早晚会出问题。

有一天半夜，疯子半夜起来拉屎，踏板断了，他掉在粪坑里一直扑腾。我在床上听得很清楚，不敢笑，只能用棉被塞住嘴，等到天亮。

小时候我就听老人说过，掉在粪坑里一定不能慌，更不能胡乱扑腾。得憋着气，一点点挪到边上，保持身子向上，不能让鼻孔被糊住，然后再喊救命，求人帮忙给拉出来。

粪坑我挖得很深，下面全是脏水，光是想想就知道疯子掉下去又漂起来，上面那层大便直接糊在脸上，他一张口喊叫就往嘴里灌……那天晚上他没闹出太大的动静，反正我从头到尾就没听见他喊救命。那对老公母住在前屋，隔得远，等到早上起来，他们那个又蠢又懒又好色的儿子，已经在粪坑里被泡得浑身发胀，活像一头宰杀以后吹起来的猪。

老两口哭天喊地，死人这种事情肯定要报警。派出所的警察来了，一直在勘察现场。老两口哭骂着说我是凶手，但我有不在场证明，脚印什么的也证明当时只有疯子一个人……最后，案子定性为“意外死亡”。

那对老公母可能是想开了，也就没继续骂我。

第二年，他们找了个男人，让我嫁过去。

那男人是外村的，比我大了整整十七岁。模样长得丑……我当时就不同意，老两口就关门来打我，威胁我，说他们知道疯子死的事情跟我有关，如果拒绝出嫁，他们就去派出所找警察说明情况。我被他们一吓一诈，也就怕了，只好答应下来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男的是孤儿，以前家里穷，就去外面打工，挣了些钱，但人长得难看，脸上还有两个瘤子，年龄大了，就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。老两口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，他们存心不想让我过好日子，想要把我送进监狱，却又想从我身上赚钱，就跟人家要了三万块的彩礼，把我当做女儿嫁了出去。

丈夫对我很好。

可能是因为我比他年龄小的缘故，他很疼我。虽然给了很多彩礼，但他一直对我很不错。结婚大半年了，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幸福。

人长得难看又怎么样？只要心眼好就行。

反正我爹娘都死了，日子一天天过着也有了盼头。荣凯放假的时候回来，他私下跟我说：这男的不错，有资格让他叫“姐夫”。

我怀孕了。

说起来挺好笑的。跟疯子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我的肚皮一直没见动静。他和他爹娘成天骂我是“不下蛋的母鸡”。说来说去还是他们自己儿子的问题。

张福祥，这是我丈夫的名字。

他是个老实人，说是必须带着我回娘家一趟，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养父母。

老公母隐藏得非常好，村里人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和疯子之间的真实关系，认为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。

我原本不想回去，那个地方让我感觉恶心。可是仔细想想，我还是同意了。对一个女人来说，怀孕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，尤其是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以这个为借口打骂我，我必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我的错。

我如愿以偿了。看着养父母扭曲的脸，我觉得扬眉吐气，很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笑一场。

我高兴得太早了。

第二天，养父说是上山拾菌子，要我丈夫跟着他一起去。

（关于云南野生菌，书友可自行百度。）

拾菌子必须起得很早，天不亮就得上山。赶着太阳出来的时间，才能在松毛窝和山箐里找到最新鲜的野菌。

（注：松毛窝，针松落叶在树下堆积，覆盖土壤保湿，夏季气温上升，潮湿闷热，形成适合野生菌生长的环境。）

中午，养父一个人回来了。他急急忙忙叫了几个人，说是我丈夫脚滑，从山上摔了下去。

当时我听见这消息就昏了过去。

他们在箐沟下面找到我丈夫的尸体。

派出所的人又来了。村里连续死人，警察很重视，他们带着我养父，沿着之前的路线走了一遍，直到后山的悬崖。

那里有一个松毛窝，几朵青头菌从那里冒出来。一条很窄的土路通往那里，两边茂密的杂草盖住了悬崖缝隙，加上常年堆积在表面的落叶，稍不小心就会一脚踏空。

我丈夫身上没有打斗的痕迹，只有掉落在箐沟里岩石摔砸形成的伤口。他从两百多米高的山崖上掉下来，脑袋砸在石头上裂开，露出白花花的脑浆，眼珠子飞到十几米外，被几块石头挡住，泡在溪水里，捞出来的时候已经又圆又白。

调查结果是“意外坠亡”。

我知道这是养父母干的，可我没有证据。

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派出所的警察给我们上过一堂法制科。当时我听不太懂，后来我对来支教的老师提了些很幼稚的问题。其中有一个问题是：“所有的坏人都能被警察叔叔抓住吗？”

那个从城里来支教的老师很认真，她查了些资料，告诉我：命案的侦破率大约在百分之七十五左右。这是所有案件类型中最高的。财产类案件的侦破率最低，还不到百分之二十。

大概是因为被迫辍学的缘故，我对小学时候的事情记得特别清楚。那天晚上，我前思后想，把整件事情想了个明白。

自从疯子死后，养父母就没打算放过我。

他们不敢做的太明显，也没有急于下手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，“说谎话之前，必须先说几句真话”。他们也一样，想杀了我，就先对我好。虽然给我找丈夫这件事没安好心，但我毕竟是嫁了出去。婚后也回了几次娘家，在村里人看来一切都很正常。

后山上悬崖边的那个松毛窝，是养父早已选定的位置。那条路很偏僻，极少有人走。“拾菌子”是一个很好的借口。山里人都懂得“养窝子”，就是在以前捡到菌子的地方，不把菌子的所有根部挖断，特意留下一小部分养着，过段时间它还会继续生长。

那个老杂种肯定是带着我丈夫上山，故意带他去悬崖边，装作发现了菌子，指给他看那一窝刚发出来的青头菌。我丈夫没有怀疑，走上那条小路，老杂种在后面用力一推……

这只是那对老公母算计的一部分————丈夫死了，我只能回家。丈夫那边只有他一个人，遗产虽然不多，却毕竟也是一笔钱。按照法律归我所有，而我是他们的女儿，这一切就变成了他们的东西。

我活着，就是一棵摇钱树。

他们还会让我再嫁第二次、第三次。

想通了这一切，我决定逃跑。

但我不能就这样走，我要为丈夫报仇。

两个老杂种一直催我把孩子打掉，我坚决不从。他们每次威胁我，我就大声喊叫，说丈夫留下的遗产没他们的份，这样一来，他们怕了，后来就不提了。

当时我已经把丈夫的房子卖了，土地交给村里，换了一笔钱。为了防止那两个老杂种做手脚，我把大部分钱寄给在外地读书的弟弟，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。

老两口喜欢喝酒，我就用这些钱给他们买。